中共“九大”于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,选举了党中央的新领导班子。“九大”的召开,表明“文化革命”取得了全面胜利,整个国家开始进入权威政治确立时期。相对于“文革”前期的“天下大乱”,九大之后的工作则重大“天下大治”,对修正主义的国家体制和上层建筑进行一系列革新和改造,向着“五七指示”所描绘的“亦工、亦农、亦兵、亦学”的“大学校”式的理想社会全面迈进。一个不同于前17年的“文革”社会体制开始逐步建立和形成。
(一)国家制度的创新
在“九大”前后,全国发起了旋风般的一系列制度改革:清理阶级队伍、精简机构、整党建党、知青下乡、干部下放劳动、“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”、取消考试制度、工农后学员“上大学、管大学、改造大学”、文艺革命、医疗改革、工厂规章制度改革、农村商业革命、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及扩大所有制规模等一系列改革。
全国根据“一元化”原则普遍建立革委会体制,实行“军、干、群”和“老、中、青”三结合,实行党、政、企不分的一元化领导。大批的“军宣队”和“工宣队”进驻机关、学校,结合进革命委员会,对教育、科技和出版部门实行全面的领导和监督、管制。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、技术部门被全面改组,一批国家机关被军管,一批文化部门(报社、院团)被撤销和解散。国务院所属部委由原来的79个减少为32个。干部、知识分子集体下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,与此同时有计划地将工人安插到文化、技术部门掌握行政、技术职权,名之为“掺沙子”。厂矿自办“七二一大学”,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,逐步取代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。工厂、企业的大批科室人员下放基层,代之以“三结合”班子来组织指挥生产。
“九大”前后的这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和新制度的创立,使“文革”的政治、文化成果,在社会体制上得到全面的巩固和落实,形成了从经济制度到意识形态的配套体制。它按照毛泽东“五七指示”中的理想社会模式,创建出一个国家高度集中权力的形态。“文革”的许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,对现代社会的破坏是极其深刻的。它不仅使现代行政制度、文化教育制度全面崩溃,而且形成了一种当代封建主义的模式,为此后的新绝对权威主义、狭隘民族主义提供了历史资源,对现代国家重建造成了重大障碍和长久的威胁。在“九大”到“九一三事件”爆发(1969—1971),“文革”社会一直处于上升阶段,可以说是绝对权威主义的鼎盛时期。这一时期也是“文革”时代最黑暗的时期。
(二)“文革”艺术体系的形成
“九大”之后,随着“文革”社会的全面建立,文艺领域出现了江青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。“九大”之后,样板戏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最高典范,不仅成为群众业余文艺的样板,同时也成为促进社会革命的重要意识形态。两报一刊宣传报道,全社会通过学唱样板戏,取得了工农业跨长江、黄河,产量快速增长的光辉成绩。
姚文元在1969年发表《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》,将“三突出”原则,上升为“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”。不但戏剧、电影、小说,连一些不写人物的诗歌、绘画也要“三突出”。“三突出”成为艺术的神圣法则,创作的“根本原则”,文艺批评的“最高标准”。“三突出”作为权威艺术的法规,成为政府文艺部门的“政治法条”,被“文革”官方加以推广和监督审查。1969年后,组织化的群众业余文艺全面兴起,取代了专业演出。各地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承担了全社会的日常娱乐功能。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的文学艺术创作权力被取缔,代之以工农兵“三结合”业余创作。民众——知识阶层——当权者——绝对权威集团这四者的关系被打破了,知识阶层、当权者被排除在文化之外,形成了只有绝对权威与民众二者的专治文化。
在1969年后,随着绝对权威艺术体系的全面建立,文艺生活变得极端贫乏,人民没有书读,没有文化娱乐,出现了“八亿人只看八个样板戏”的状况。政治高压、文化专制和文艺匮乏的历史境遇,促使和逼迫文学艺术向民间文艺和地下文学发展。全面的高压,促成了艺术多元化分层格局的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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